□陈星生胡凡
　　（接上期）劝降不成，戴笠下令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重庆歌乐山军统局监狱的白公馆看守所，将他们分开关押，不时轮番提审。1940年下半年，军统局把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囚禁。息烽监狱，建造于山峦起伏的幽深险要处，监狱四面有三道围墙，内外碉楼林立，里面坐落着棋盘布局的八大间“斋房”（牢房），每个“斋房”内分几个小囚室，分别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八个“斋房”。罗世文、车耀先一到息烽监狱，监狱主任立即提审，他们对强加到自己头上的罪名，予以坚决反驳。罗世文毫不讳言自己是共产党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理处负责人和十八集团军驻成都代表。监狱主任见罗世文庄重肃穆、车耀先坚定沉稳，无懈可击，不再提审他们，又因为他们是要犯，也不敢轻易加害，便将罗世文化名张世荣、车耀先化名田光祖，囚禁“爱斋”，继后转入“新忠斋”和“老忠斋”。
　　息烽监狱是死牢，共产党员不可能被释放出去，罗世文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察各种“犯人”，甄别变节分子，发现和结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罗世文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秘密进行过商量，决定成立狱中临时支部，大家推选罗世文为支部书记，车耀先与韩子栋为支部委员。支部成立以后，团结狱中难友，争取部分管理人员同情，打击个别变节分子出卖难友的行为，争取到散步、晒太阳、看书、读报的权利，还抓住一切机会与狱外党组织接上关系，争取狱外援助和里应外合实施暴动。韩子栋即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1932年加入共产党，曾奉命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收集重要情报，被国民党秘密监禁14年。他按照罗世文的指示为麻痹敌人装疯卖傻，暗中锻炼身体绘制地图，被特务称作“疯老头”，方得幸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府秘书长。许晓轩，1939年春担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部长，接着调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委委员，经常深入工厂，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后转移到息烽监狱，1946年7月被押回重庆白公馆看守所。1949年11月27日，许晓轩在重庆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罗世文和战友们的斗争经历即是小说《红岩》中许云峰、齐晓轩的原型，许晓轩牺牲时仅34岁。
　　国民党军统局鉴于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严刑逼供和身心摧残收效甚微，便在息烽监狱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监狱主任周养浩为适应上峰政策上的变化，也为了利用廉价劳动力，采取组织犯人当“工作修养人”的办法，提出了“监狱学校”“监狱工作化”的口号，强迫难友从事体力劳动，在监狱办的印刷厂、缝纫部、木工部、泥工部、草鞋部去劳动。面对这样的局面，共产党员究竟去不去？党支部秘密研究时，罗世文听过车耀先、韩子栋等同志的意见，表达了他的看法：“息烽监狱有工作修养人两三百人，共产党员只是极少数，如果共产党员不去，敌人是很容易把我们孤立起来的。为了麻痹敌人，团结难友，了解情况，锻炼身体，我们可以在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去当工作修养人，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我的身份已经公开了，就不参加了。”一天周养浩把罗世文叫去，要他在工作修养人中担任一定的职务。罗世文说：“参加共产党已经多年了，所有熟人、朋友以及长年养成的习惯，都是共产党方面的。因此，不愿也不能为监狱做工作！”周养浩听过罗世文的声明，深为罗世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所折服，也为罗世文被戴笠视作必杀之人，留下一个伏笔。罗世文和党支部要求共产党员利用“修养人”的条件，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如韩子栋担任了内部收发工作，看到动摇变节分子写给监方的“小报告”，就悄然堵绝了告密通道。
　　国民党军统局系统内部有“行话”戏语：重庆望龙门看守所等是“小学”，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是“中学”，息烽监狱是“大学”。息烽监狱的规模和地位高于其他集中营。在息烽监狱这所“大学”里，罗世文坚持夜以继日地看书学习，他利用车耀先作图书管理员后可以设法采购进步书籍的良好条件，借阅了大量书报阅读，潜心研究中外历史和现状，并以“史迷”为笔名，以“春秋”笔法，在狱中办的《复活周刊》《养正周刊》发表文章，隔山打牛地借古喻今，批判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他的文字言简意赅，弦外有音，鼓舞了难友的斗志，坚定了难友的信心。敌人发给他的“津贴”和“稿酬”（狱中不发稿费，而发肉类及日常用品），他都与难友们共同享用。罗世文、车耀先还经常帮助青年人学习外文，指导他们阅读《战争与和平》《复活》《第四十一》《毁灭》等进步书籍。据一位难友回忆，当他不堪忍受牢狱生活和苦役重负消沉绝望时，罗世文鼓励他：“你是时代的牺牲品，反动派想用苦役来摧毁我们的意志、身体，而我们却正好以此来松动松动我们的筋骨，为‘天亮’做准备！”
　　黄埔六期毕业的中共党员宋绮云，深得杨虎城将军赏识，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时，宋绮云随行任第十七路军宣传处宣传科科长兼省政府秘书，并主编《西安日报》，在他的斡旋下陕军不再视红军为敌，与红军签订了载入中共党史的首份军事统战协定《巴山协定》（亦称《汉中密约》），解除了红四方面军腹背受敌之忧。1936年12月11日晚，西安事变爆发前夜，杨虎城命宋绮云协助东北军高崇民、陕军王菊人共同起草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文稿，宋绮云连夜将文稿印刷成《号外》，次日一早，在西安城中免费发放。12月17日，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来到西安，宋绮云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亲拟的提纲，写出《一二·一二兵谏之伟大意义》的宣传大纲，在《西北文化日报》连续刊载，以指导抗日救亡运动，为逼蒋介石抗日造成声势。宋绮云被军统特务逮捕后，1943年春宋绮云一家被转移至贵州息烽监狱继续关押，宋绮云、徐林侠的儿子宋振中，也就是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则由罗世文执教学习中文和外语，罗世文给“小萝卜头”讲红军长征、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教他写“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中国共产党”。
　　在息烽监狱，多少个辗转难眠的长夜，罗世文无比思念生身养身的母亲，他惭愧多年以来投身革命事业，几乎没在母亲身边尽孝，尽管无数次在梦中走进了母子相依为命的宅院，却实质上他已近20年未归，而母亲在她离乡求学前夜才向儿子启齿的家庭秘史，至今像钢针扎在他心窝。正因为父亲明白家族不愿接纳郭氏和她的儿子，才安排临盆的郭氏到与观音滩罗家大院一河之隔的自流井去生产，那里是罗氏家族转运的发迹地和产业根基，让儿子降生在那里，既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希望。罗世文身为一个担负着党和民族赋予的使命的革命者，绝非不想回家，而是有家难回，敌人或许在家门前布了眼线，设下埋伏，他不能牵累母亲和酿祸家族，同时家族中某些仇视自己长了“反骨”的族人，随时可能成为敌人的帮凶，致使自己落入虎口。罗世文觉得自己的生命虽不足惜，一旦给党和民族的未竟之业带来损失则不可饶恕。况且，他对一个极少善待过自己母亲的处所恩怨交织，不值得过分留恋。罗世文心目中，整座封建豪宅的分量远不及自己母亲的分量。为此，他在1944年中秋节，仰望窗外圆月，提笔写下一首思念久未聚面的母亲的《无题》诗：
　　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清。罗世文、车耀先被非法逮捕后，我党和各界人士甚为关切。1940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得知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被捕的消息，立即指示由南方局常委叶剑英代表我党，向国民党负责同我党联系的代表张冲提出交涉，要求他们立即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以后，周恩来也曾多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他们的要求。1944年9月20日《解放日报》，公布了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意见书”，在这份意见书“关于两党悬案第八条”中，明确提出了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的问题。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陪同下亲赴重庆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再次面对面地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了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的要求。毛泽东的谈话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得到全国各界进步人士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不久，《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要求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的群众来信，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压力，释放了皖南事变被俘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和1942年5月在广东被捕的廖承志，却谎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处决。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时，在押的200多名犯人除陆续释放遣散外，剩下72名被押解重庆中美合作所。途中，罗世文对韩子栋对形势变化和个人处境作了精准预判：“你我的命运，就决定在一两年内。这两年形势转不好，你我就再也不要想恢复自由了！”
　　1946年8月中旬，南京军统局电令重庆办事处主任张严佛：督饬白公馆看守所所长张少云将罗世文、车耀先秘密处决，并焚尸灭迹。张严佛即召集该处法官郭文翰及当时白公馆看守所长张少云密商，决定在中美合作所松林坡汽车间实施屠杀，由汽车队长张秉午负责运木柴、汽油至屠杀地点，并架木柴焚化尸体，由张少云负责外围警戒，杨进兴执行屠杀焚尸等任务。1946年8月17日，白公馆监狱副所长刘捱乾放出消息，说国民党政府要把罗世文、车耀先移送南京，飞机票都买好了，还煞有其事地晃了一下“机票”。一些难友信以为真，甚至有难友兴奋地跑到罗世文囚室门前告知：“你们要移送南京了！”罗世文摇摇头：“要杀了！”这位难友难受地问罗世文：“你是哪儿的人？”罗世文答：“我是自流井观音滩的人！”罗世文托他带信给罗世襄和罗元淑，请他们让王一苇把母亲接去一道住。这位难友脱下脚上的一双新皮鞋送给罗世文，罗世文也把自己脚上那双鞋跟都磨平了的旧鞋扔给了他。那位难友看了一眼，鞋子实在太破，就没捡起来。旁边的韩子栋看出了奥妙，他悄悄拾起鞋子回牢房，从鞋跟里取出一张写在俄文书籍封面上的字条，那是罗世文给党组织的一份诀别遗书：
　　据说将押送南京，也许凶多吉少！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
　　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
　　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世文
　　1946年8月18日下午3时，监狱看守用手枪把罗世文、车耀先从重刑室里押出来，他俩一人拧着一个箱子，一人背着一个军用水壶，缓步走出牢门。罗世文炯炯有神的目光，凝视同狱难友一一无言作别！难友知道后会无期，一个个脸贴铁窗，手抠铁门，双眼热泪涕零。
　　当他们走近刑场，罗世文环顾满坡松柏，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赞美大好河山，向往瑰丽未来，坚信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人民，高声朗诵一个共产党人的心泉怒喷的生命绝响，也是他的传世绝唱：
　　故国河山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同年11月26日，罗世文的母亲郭氏在威远县向义乡观音滩罗家大院病逝，时年72岁，他们或许在天国团聚，真是母子连心！

擎旗自有后来人
　　据公开史料记载，1950年1月15日重庆曾举行过规模盛大的“追悼杨虎城将军暨殉难烈士大会”，参会者达万余人。紧接着，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再次召开的万人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负责人和八路军驻成都代表、革命英烈罗世文，重庆市首任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荻秋致哀，会上向罗世文亲属正式颁发了“烈士第OO二号”烈士优待证明书，表示悼念。这次追悼会，是重庆市人民政府首度对重要革命先驱召开的一次隆重纪念。
　　1955年6月，经群众举报，潜逃南充伪装成农民的小说《红岩》中的凶残特务头目“猩猩”的原型——杨进兴被捉拿归案，他充当过军统局长戴笠的便衣警卫、侍从副官，担任过白公馆看守所所长，是杀害罗世文、车耀先的行刑元凶。杨进兴伏法后，交代了罗世文、车耀先被秘密处死的详细经过和两位英烈遗骸彼此难分的埋葬地点。审理案件报送中央后，1957年2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的陪同下，专程视察了红岩村、白公馆监狱、渣滓洞监狱，还特意到松林坡罗世文、车耀先烈士合葬墓前悼念，并题写了“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的碑文，足以告慰两位英烈。1958年5月16日在重庆市政府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对恶贯满盈的杨进兴予以公开处决，为烈士们雪仇，平息了沸腾民愤。
　　与周恩来总理风雨同舟的亲密战友、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把“红岩精神”归纳为“刚柔相济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的政治品格”“宽广胸怀与英雄气概”。纵观罗世文的一生，堪称是忠实践行和完美诠释“红岩精神”的时代骄子！罗世文将个人追求与国家命运融为一体，总是在关乎国家存亡的紧迫关头，高擎起反帝、反封建的猎猎红旗，身先士卒地解民于倒悬，忘我投入一场场血与火的惨烈斗争，他肩负革命重任，累不息肩，痛不呻吟，苦不失志，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理想，甘愿作一个无私的奉献者和无惧的殉道者，其革命生涯中所创建的卓著之功，值得铭刻上大理石垒砌的纪念碑。他和车耀先相依相伴的墓穴前，年年有数不尽的青少年举着队旗、抬着花篮、花圈，举拳宣誓继承遗志，列队致敬追随榜样，歌声嘹亮地唱起《踏着烈士的脚印前进》：
　　想起当年风雨夜，山岗铁镣响叮叮，
　　不是你们洒鲜血，哪有今天的好光景？
　　我们是红色的接班人，不怕山高路不平，我们要踏着烈士的脚印，永远奋勇向前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