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生胡凡
　　（接上期）这一时期，罗世文担任川陕省委委员、川陕省委高级训练班负责人。在省委高级训练班里，罗世文给省委高级干部讲授了“列宁主义初步”的理论课，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罗世文的精彩讲演，提高了川陕干部的认知，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学员们夸他是“学识渊博、理论精湛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罗世文、廖承志满怀热忱来到川陕苏区，原本渴望有所作为，却受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百般猜忌和防范，张国焘把川陕苏区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轻视集体领导，培养个人羽翼，无情打击异己，罗世文、廖承志对张国焘提出了尖锐批评，希望他尽快改正错误，重新回到党的正确路线。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罗世文心情抑郁，写下一首抒怀诗作《过通江城》：
　　履霜自信有同情，泾渭何愁不晏清？肺石光辉昭日月，熊熊烈火验忠贞。肺石，原指中国古代设于朝廷门外的赤色石块，因形似肺脏得名，老百姓可站在上面控告地方官吏，石质赤色象征火与赤心，寓意申诉者要坦诚。此诗，昭显了立党为公的立场、光明磊落的志节。1934年底，张国焘罗织罪名逮捕了罗世文、廖承志，亲自审讯罗世文、廖承志后，恼羞成怒将他们监视起来，要他们起草文件、刻蜡板、做苦工。对张国焘非法严刑拷打抵制其错误领导的干部，及其迫害四川省委抽调苏区工作的党团员的桩桩恶劣行径，罗世文耳闻目睹，一一记在心中。
　　1935年4月，罗世文、廖承志在张国焘派人监视下，同红军战士一起，徒步两翻雪山，三过草地，历尽艰难困苦。在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关怀与干预下，他们才免遭杀害。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与党中央派来接他们的红一方面军会合，在党中央的直接过问下，罗世文、廖承志获得人身自由。罗世文奉命担任红军大学教授，给红军高级指战员讲授革命理论。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恢宏格局和卓越远见，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经验与教训，概括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以后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予以深入阐述。1937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接见罗世文，他向罗世文深入透彻地分析了抗战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四川实力派人物政治立场的变化，告诉罗世文党中央的决定：委派罗世文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回川与刘湘、邓锡侯等实力派人物联系、谈判，促使他们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大后方博弈棋局中占据先机。罗世文肩负重任，立即成行由延安经西安奔赴成都，先后会见刘湘、邓锡侯等关键人物，向他们阐述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和各种矛盾，希望他们开放民主，积极抗日，并抵制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的妥协政策。罗世文的不俗谈吐，很受刘湘欣赏，他邀请罗世文做川军的参谋，经常给他们分析时局，出谋划策，为日后川军成为一支名扬中外的抗日劲旅，起到了谋事“智囊”和隐秘“推手”的重大作用。
　　罗世文除直接同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军阀接触以外，还通过协调和指导早已在四川进行统战工作的张曙时、车耀先、王干青等，深入刘湘队伍的中下层骨干及幕僚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通过联系和领导郭秉彝，在刘湘的中下级军官中发展进步力量。1937年秋，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长江局汇报工作归来，在客轮上经过惊涛拍岸、乱石穿云的三峡，抚今追昔，忆友仇雠，慷慨吟诗一首《别汉入蜀》：
　　秋风夏口望渝蓉，百难蚕丛寓意浓。劫后余生仇禹贡，瞻前乐死反尧封。闇公首义披荆棘，楚女横流布阵容。此去西南偿夙愿，开来继往为工农。字里行间，既有“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悲戚与激愤，也有痛国难之深重与“哀民生之多艰”的沉郁与睥睨，他以“禹贡”针砭当政者的苛捐杂税繁多，以“尧封”抨击军阀争斗、政治恶斗给民众带来的惶恐与剥夺，坦露出他随时准备为大众、为理想献身的无私与无畏。
　　1937年冬，党中央委派周凤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入川充实干部力量，成立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先由周凤平任书记，次年8月由罗世文任书记，领导全川的抗日民主运动，积极发展基层组织。经过一番扎实工作，1938年11月下旬召开省工委扩大会议。四川已建立成都、重庆市委和宜宾、自贡、泸州、南充、梁平、阆中、乐山等中心县委，全川党员人数达4000人左右。根据南方局指示精神，这次省工委会上成立了中共川康和川东特别委员会，川康特委罗世文任书记，川东特委廖志高任书记。
　　在南方局和川康、川东特委的领导下，成都、重庆和全川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开创出崭新局面。

出师未捷身先死
　　1939年夏，罗世文到重庆参加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的重要会议。会上，周恩来书记传达了党中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和工作安排。他特别指出，由于日本的政治诱降和美英的劝降，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投降反共活动，时局可能逆转，可能有突然事变发生。我们要力争时局好转，但也要准备迎接突然事变，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斗争形势都应作必要的改变。
　　罗世文返回成都后，庚即向川康特委传达了会议精神，同时做出几点安排，要求已暴露的同志尽快转移；把公开的、大型的救亡运动改为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党的领导干部尽量职业化、社会化，并且交流和对调干部，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与此同时，还要抓紧时间把大批活跃的进步青年送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战场。
　　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派号称“十三太保”之一的复兴社特务头子康泽坐镇成都，扑灭抗日烈火，打击地方实力派。康泽的别动队抢劫地方军阀潘文华拥有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的粮库，栽赃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妄图暴动，从而胁迫地方军阀执行白色恐怖政策，企图将成都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一个在国民党省党部工作的特务素来敬重罗世文，他提前透露消息，要罗世文马上躲藏。罗世文当即答复：“大敌当前，我只能以国际利益为重，怎能以我个人利益而离开抗战！只要国民党还有一分抗日的诚意，即不应危害我！”他显然低估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卑劣下作。罗世文的爱人王一苇也劝他快回延安，他仍不愿离开工作岗位。
　　其实，“抢米事件”的第二天罗世文就召集特委碰头会，多数同志认识到局势的严峻，主张领导同志不可掉以轻心，通知有关人员尽快疏散。两天后，打入潘文华领导班子内部的卧底传出情报，敌人的“黑名单”上的抓捕对象有罗世文等同志，当晚特委副书记周凤平催促罗世文：“现在情况十分严重，大家觉得你应该到乡下去躲避一段时间。”罗世文临危不惧，作答：“我是《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理处负责人和八路军驻成都代表，国民党还不至于把这几顶帽子拿走。而且这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离开了对各方面影响很大，还是让其他同志先转移。”
　　3月18日，康泽按照蒋介石亲自批准特务制定的“策动春荒暴动案名单”，安排军警特务事先设伏，罗世文刚到《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理处，便被军警特务包围，他指示同志们坚守工作岗位，继续发行《新华日报》。等特务们冲到面前，他昂首挺胸，向战友一一告别，从容走下楼梯。当天晚上，军警特务又在“努力餐”饭馆逮捕了由罗世文单线联系的车耀先。
　　“抢米事件”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又更为嚣张地再次发动“皖南事变”，所以，它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后，在抗战期间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奏曲”。罗世文、车耀先被俘后，川康特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加强防范，以减少损失。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获悉情况当机立断，指示川康特委以成都市委名义在成都散发《宣言》，揭露“抢米事件”是投降派的阴谋行动，要求释放被俘的共产党员及其他抗日人士。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全党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破坏。
　　罗世文、车耀先两个重量级人物被俘，令国民党顽固派异常兴奋，以为大做文章就能收“一网打尽”的奇效。于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立即报告蒋介石批准，派专机将罗世文、车耀先押送到重庆军统局总队部看守所。紧接着，戴笠亲自出面审问，试图恩威并重地诱降罗世文、车耀先，两位革命志士大义凛然，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一进审讯室，戴笠假惺惺地说：“哎呀，对不起，罗世文、车耀先先生，你们被俘纯属误会，你们都是国家栋梁，在这困难的时候，望你们……”没等戴笠说完，罗世文打断他的话反讽：“你对我们拘捕，既然是误会，那就马上放了我们！”戴笠语塞：“那怎么行呢？”戴笠干脆亮出军统特务头子的身份，要罗世文、车耀先交代党的地下组织和“抢米事件”的关系。罗世文愤慨地怒斥：“我自参加革命起，就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到了这儿，也没准备活着出去了！但是，你妄想把‘抢米事件’的责任栽到共产党身上，这办不到！”车耀先则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他说：“我是川军团长，因受伤残废退出，靠开‘努力餐’饭馆为生，开饭馆不免往来复杂，其中可能有中共人士，但我也不知道。而且我不是共产党员。对什么‘抢米事件’我一无所知。”还有特务曾对车耀先发问，你的餐馆改名“努力餐”名字，就像共产党取的。车耀先作笑机智回答，先总理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你连这都不知道？
　　戴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利用大特务邓文仪与罗世文一起在苏联留过学，以看望的名义，叙旧情，拉关系，使其尽早“回头”登岸“归顺”麾下。邓文仪对罗世文说：“只要你投降国民党，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罗世文不屑地痛斥：“我们共产党与你们国民党是第二次合作，这次，如果国民党也以四万万人民的生存为重，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是可以继续下去的。那么，我投降什么？用不着！”罗世文进一步指出：“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1927年的历史重演，再次破坏国共合作，那简直是中华民族的灾难！但是，那样做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民党的彻底完蛋！”他大声发出一个共产党员痛快淋漓的心灵表白：“如果你们一定要倒行逆施，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那么，我至死也不投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