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强
　　近日，读李嘉良老师的《远近文存》，读得有点兴奋。脑子转着，竟睡不着，便斜躺在床上，想写一点东西。
　　认识李嘉良老师，算来已42年。但真正与他相处，加起来怕也不足42天。
　　那是1984年暑假，我在富顺文庙的红墙上无意中看到富顺县文化馆举办文学讲习班的招生通知，我便报了名。我对文学——更准确地说，是对文字的热爱，先是初中时受到甘联科老师的鼓励，后来又受富顺二中的郭修武老师影响。我读初中、高中时，最喜爱的是数学。后来到富顺二中读了一期补习班，郭修武老师教我们语文。他讲语文课多是讲字、讲词、讲成语，一讲就懂，终生难忘。渐渐地，我便喜欢上了文字。看到文化馆举办文学讲习班的通知后，我便向母亲要了5元报名费，参加了第一期培训班。
　　培训班设在富顺文庙左边的一间房间里，李嘉良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负责报名和日常事务。当时县里来授课的老师，我已记不真切。但李老师从市里请来的几位老师——李加建、王发庆、廖时香——我却记得很清楚。当然，他们当时讲了些什么，如今是一句也记不得了。然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李嘉良老师，却在我心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在我眼中，就是一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师长。
　　不久，我到富顺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上班，与在富顺文庙办公的李老师，相距不过百余米，但见面的次数却很少。偶尔碰到，也只是恭敬地喊一声“李老师”。李老师多半会停下来关切地询问一些我的近况。后来，我下派到兜山乡政府，又到福善乡搞“社教”后，与李老师更是难得遇见。1992年，我调离富顺，此后印象中，似乎很少再见过李老师。
　　近年退居二线，闲时多了，便想联系当年富顺的老文友，也想着写一点东西。2023年11月24日，富顺县文化馆副馆长徐玉财邀我参加“青山岭笔会暨《富顺文艺》创刊50周年座谈会”。离开富顺太久，参会人员大多不太熟悉，我便在靠近大门的地方找了个空位坐下。活动开始前，三三两两的有人请一位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长者合影，想必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我向他望去，觉得有点眼熟。会议即将开始时，主持人徐玉财指着会议室后面，用话筒连声邀请：“嘉良老师，请到前面来坐！嘉良老师，请到前面来坐！”我回头一看，才发现那位被众人簇拥的长者，正是李嘉良老师。难怪眼熟。可李老师却谦逊地推辞：“就坐这里，就坐这里。”
　　会议结束后，大家在二楼合影。我因坐在门口，便起身先下了楼。接着李老师走了下来，我便迎上去，问：“李老师，您还认得我不？”
　　“孔繁强嘟嘛，我咋会不认得？你一进大门，我就看到你了。”李老师笑着拉住我的手。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多年不见，您还记得我。”
　　“你调到市上去，奔自己的前途去了嘛。”李老师爽朗地笑着说。
　　“不敢不敢，惭愧惭愧。这么多年，您竟还记得我。”我连忙请他坐下。
　　那一面之后，我常想起李老师——他仍如当年，爽朗、健谈、热情而又谦和。
　　后来听说他出了一套文集，心中向往，却未敢开口讨要。不承想，不几日后竟如愿了。
　　2026年1月31日，我在富顺县政协参加“富顺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活动，因事提前离场。李老师见我要走，急忙叫住我，随后递过一套装帧精美的书，说：“这是我刚出的一套书，送你一套。”我接过书，真是喜出望外，连声道谢。
　　走出会议室，我才认真端详手中这套堪称精美的《远近文存》。瞬间，一句唐诗从脑中蹦出：“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接下来的几日，《远近文存》便成了我的“盘中餐”、枕边书。深夜细读，哑然失笑；掩卷沉思，爱不释手。刚过几天，2月5日，在福源灏参加《富顺县东湖地名文化》一书的交流分享会，我与李老师恰巧坐在一起。我便向他讲起读《远近文存》的感受，又列举出书中几篇，如小说《烂龙歪传》、散文《乡下过年拾趣》、方言小品《有人敲门》、戏剧小品《牙痛不是病》……他听着，微笑着，不时点点头，那睿智的目光，仍如42年前一般温和。
　　读罢李老师的《远近文存》，于我而言，远近之间，原不在于地理，而在于心。42年里，我与李老师相遇不过寥寥数面，相处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数；但文字如舟，渡我重逢；书页如窗，让我又见故人。那些他曾播下的种子，在岁月的泥土里悄然苏醒。
　　相知无远近。哪怕相隔千里，哪怕阔别半生，只要一句问候，一本书，一个对视的笑容，便足以让时光倒流，让旧日重临。李老师于我，既是师，亦是友。而这份情谊，足以温暖我热爱文学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