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礼平

　　提及晚唐诗人杜牧，世人脑海里往往会跳出两个标签：一个是写下“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忧国诗人；一个是自嘲“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风流公子。他的一生，既是名门贵胄跌落凡尘的嗟叹，又是一曲藏在诗酒风流里的晚唐悲歌。
　　杜牧一生自带世家风骨。他出身显赫的京兆杜氏，在家族同辈兄弟中排行十三，人称“杜十三”。杜姓一门曾十一人任宰相，其祖父杜佑更是三朝为相。当时，长安百姓都用“城南韦杜，去天尺五”赞其家族地位尊崇。他的祖父杜佑不仅身居高位，还满腹学识，曾编撰典章巨著《通典》，这是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
　　杜牧少时曾读书万卷，他在诗中写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在诗中，杜牧不仅暗示了家族地位显赫，同时还以万卷藏书为荣，突出了书香传家的本色。这些藏书和祖父编撰的《通典》极大丰富了杜牧的史学观和政论根基。
　　年轻时的杜牧也曾豪情万丈，一心想效仿祖父经纬天下。他在诗中说“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道出了他想为大唐修补江山、辅佐明君的壮志。22岁时，他又写下了名动京城的《阿房宫赋》，借秦朝奢靡亡国的典故，讽谏晚唐统治者。其中“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道尽朝代兴替之因。据说，当年的太学博士吴武陵读到此赋时，拍案叫绝，称杜牧有“王佐之才”，并极力向当时的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进行推荐，并提出“请侍郎与状头”的要求，“状头”即状元。可惜，当时进士的前四名已内定，崔郾只能把杜牧取为进士第五名。
　　杜牧本该就此一展抱负，可惜他生不逢时。此时的晚唐官场黑暗、国势日衰、党争日盛；加之其祖父和父亲在他未成年时便相继离世，家境中落，最终，杜牧只做了一个弘文馆从九品的校书郎，空有鸿鹄之志，却难以施展。这份怀才不遇的憋屈成了束缚他身心的枷锁，也是他后来风流放纵的一大诱因。
　　在官场难以伸张抱负的杜牧却用自己的才华撑起了晚唐诗歌的半壁江山，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他的诗歌不走寻常路，既豪迈俊爽，又清丽含蓄；既长于咏史，又精于写景；既风骨昂扬，又温柔缱绻。每一种风格都让人惊艳不已，被称作晚唐俊爽诗风的代表。
　　杜牧的咏史抒怀诗，堪称晚唐第一人。他的诗借古讽今、字字珠玑、视角独特、千古一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道尽历史成败的偶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讥讽唐朝君王佞佛误政；“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写尽玄宗奢靡误国。这些咏史诗，既有盛唐诗歌的豪迈气象，又有晚唐文人的忧国情怀。
　　杜牧诗歌写风月美景，也自成一派。“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写尽江南春色的温婉秀丽；“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写出秋日山林的绚丽明快；“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意境缥缈清雅，成为扬州千古名片。杜牧的诗歌没有刻意的雕琢，却字字走心，是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学记忆。
　　当然，杜牧的风流在晚唐也是人尽皆知。杜牧曾在上司沈传师府中对13岁的官妓张好好一见倾心，却爱而不得。后来，他再度与张好好相见，已是物是人非。伤感之余，他写下名噪一时的《张好好诗》相赠对方。这幅作品也成为杜牧至今留存的唯一真迹，成为晚唐文人的书法极品。
　　杜牧在扬州担任淮南节度掌书记时，因抱负难伸，心中块垒无法纾解，加之扬州又是笙歌夜夜、美女如云的风月场所，杜牧便常去青楼楚馆听歌女抚琴，看佳人起舞，歌女的一颦一笑便化为他的笔下柔情。其中“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不仅是古代赞美少女的巅峰之作，还直接创造了“豆蔻年华”这个妙不可言的成语。
　　据说，他的上司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担心他流连风月，惹是生非，每晚均派士兵进行暗中保护，并把他的行踪记录在册，等杜牧离开扬州时，牛僧孺才把记录册交还给他。杜牧羞愧万分，写下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自嘲。
　　不得不提的是，杜牧还是被诗歌光环掩盖的军事奇才。他从小深耕军事谋略，有《注孙子》十三篇问世。会昌年间，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杜牧向宰相李德裕献上自己的作战方略，李德裕采纳后，一战破回鹘，再战收泽潞，足见其军事方略实战性极强，堪称文人论兵的典范。另外，他还写下《罪言》《战论》《守论》等一系列军事文论，均逻辑缜密，文采斐然，成为后世论兵的范本。
　　可惜的是，在党争不断的晚唐，没人重视这位军事奇才，杜牧最终只能做一个“纸上谈兵”的文人，诗歌与青楼成为他失意人生的最好慰藉。
　　公元852年，杜牧在长安病重。他“取镜自照，形骸已衰，决年内必死”，便自撰墓志铭，并把平生文稿集中起来亲手检阅、筛选，除留下十之二三外，其余皆烧毁。不久，他溘然长逝，终年50岁。
　　今天，我们再读杜牧，仍不免扼腕叹息：这位晚唐真才子，在无情的时代多情地活着。他用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告诉世人：当身处暗世时，就不妨让文字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