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
　　相对而言，在自贡籍作家聂作平众多高质量的非虚构著作中，我更喜欢他关于历史地理的文学创作。正如他所说，“先人的事迹一旦与风景相交融，便有了弥足珍贵的厚度与温度。”他撰写的这类书，不仅蕴蓄了丰富的文史知识，而且常常实实在在地回到“现场”，带着温情与敬意去叙述历史，带着理解与同情去重构往昔。
　　聂作平的人文地理随笔集《山河做证：古道上的中国文脉》正是这样的作品。该书所选作品14篇，涉及主要历史人物有9人，从地理角度出发，对人物的生平经历与心路历程进行书写和解读。深挖人物与地理的密切关联，杜甫与成都，柳宗元与永州、柳州，苏东坡与黄州、惠州、儋州等等，以浩荡山河为背景，勾画出人物的足迹图，描绘了人物的鲜活形象。
　　除去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外，该书也对宋徽宗、汪元量、黄楙材、裴景福等人的故事进行了细致描写。这些人除了宋徽宗较为知名外，其余人大多数读者是十分陌生的，但聂作平眼光独到，同样再现了他们一路走来的欢喜悲鸣。
　　在《山河做证》中，聂作平追寻古人的足迹，以古道串联起人物的生平经历，他写的大都是唐宋文人，其中着墨最多的是杜甫、柳宗元、李商隐、苏东坡等人。重返“现场”的鲜活贴近，注重实地考察，是聂作平的一贯特点。多年来，为翻检一段段历史事件的陈迹、追索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过往，他坚忍执着地跋涉在祖国的万水千山，去看古人曾看过的风景，感受古人曾有过的心绪。
　　平心而论，历史名人的一生，未必比我们顺遂，但他们的选择、信念与挣扎，却跨越时空，照亮了今天的我们。尤其是读人物传记与思想经典，更像是我们与他们在进行灵魂对话。那些走过风雨、留下印记的历史人物，不只是故事的主角，更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
　　例如，聂作平循着杜甫当年的足迹，重走诗圣的人生旅途。他拜访过杜甫的故乡，可惜当时河南巩义市那孔诞生窑“一把黄色铜锁把门”。他追寻杜甫年轻时壮游过的齐赵大地，游历杜甫从长安辗转入川的线路，探访杜甫晚年出川入湘的艰辛历程。在高铁时代，从西安到天水只是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但在杜甫所处的农耕时代，他却足足行走了十几天；从同谷到成都，他更是跋涉了二十多天。杜甫其实并没有闲情四处游玩，他之所以到处奔波，完全是为生计驱使，是一次又一次狼狈的逃离，也是一次又一次为了不坐以待毙的艰难挣扎。
　　聂作平的人文地理写作具有鲜明的现场感与历史厚度。他主张“在行走中思考，在细节处发现”，常常沿着历史人物的贬谪之路、迁徙路线或战争逃亡路径进行实地踏访。不局限于人物生平的整体传记，而是精准定位其人生重要的地理坐标，通过空间位移揭示文脉传承的时空逻辑。
　　李商隐算是这样的角色。虽然李商隐出仕甚早，却为牛李党争所累，不得不四处游走，寻求出路，短短的一生中，足迹踏遍天南海北。聂作平研究李商隐下了不少功夫，走遍了李商隐曾走过的几十个城市。在泾水之滨五龙山边的古城墙遗址上，聂作平追忆着李商隐“走马兰台类转蓬”的宦游生涯，对李商隐的诗歌有了更深的感悟；在惠州的嘉祐寺旧址、现今的东坡小学校园内，聂作平回顾苏东坡为文字所累的一生，他更加相信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揭示的主题：人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被打败的。聂作平写了李商隐的一篇人文地理随笔，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扩充内容，撰写了非虚构著作《此情可待：李商隐的人生地理》。
　　基于聂作平的这个视角，他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带我一窥历史人物传统思想变迁的脉络，以及与历史、与文化的相互激荡。但同时，我也隐约感到，这扇窗只对着一个方向。湮没的古道、尘封的遗迹、漫野的生机，走进被时间定格的一幕幕幽微的历史场景之中，与古人进行精神对话，既能回望古代文人跋涉人生求索理想的过往，也可在寄情抒怀的华章中拷问自己的心灵。
　　事实上，很多历史学者、作家已经这样做过了。例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史景迁的《妇人王氏》。但是又有不同，黄仁宇和史景迁都侧重刻画人的心理，去揣度历史人物的想法，并由这种想法，牵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走向。而聂作平的作品，更符合我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兴趣与爱好。同时，也让我有着一种无法释怀的沉重：十分明白我们的历史，十分明白我们的未来，也十分明白我们自己。
　　有意思的是，我原来只想找一本书来为这场古今对话做铺垫，但回头看，这段经历本身也成为了一场精妙的对话。正是该书还原了历史场景，让我在历史、制度、修行、哲学的四重维度中穿行，和自己的不解、怀疑、偏执和渴望做了一场深入而持久的交谈。由缘起而始，终至涅槃，这条逻辑链尚不能指向出世的解脱——但却可使我更放心地走过今生的因缘——我甘愿就做一滴在生命的震颤下短暂跃出水面的液滴，弹起又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