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文 曾鸣/图
　　画面上这座宅院，位于荣县老城，荣州广场一侧，晚清风格，灰墙青瓦，门口有几级石阶，进门是庭院，迎面是正房，然后是左右厢房。右厢房后有一棵大榕树，浓荫蔽日。这座不足1000平方米的宅院，却是一场伟大时代变革的见证。
　　1911年9月25日，中国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龙鸣剑在这里宣布脱离满清政府，荣县独立，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军政府。这个时间，比武昌起义早了15天，荣县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
　　1911年5月，晚清朝廷面对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局面，准备以筑路权作保，向英、法、美、德四国借款，用以维持大局。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鼓动下，清庭宣布川汉、粤汉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而此前，为修建这两条铁路，官府已在士农工商各界募集股金，出资入股人数众多，包括很多农民，其中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已经开工。在宣布铁路国有后，官府并未及时清偿相关债务，只承认转为债权，引起社会各界极大反响。
　　在四川省会成都，成立了以蒲殿俊、罗纶为正副议长的保路同志会，他们声泪俱下，痛诉丧权亡国之痛，引发民众强烈共鸣，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就此掀开序幕。
　　新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强硬的姿态处置事态，诱捕了蒲殿俊、罗纶，并下令士兵向请愿人群开枪，射杀30余人，制造了“成都血案”，并宣布封城清剿。当天，三个自贡人：龙鸣剑、曹笃、朱国琛在成都的一座农场里，向各地发出“水电报”，通知同志军起义。他们裁锯出无数小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写完后，用桐油涂刷，投入锦江。这些木片随暴涨的秋水迅速流向川南、川东各地。川渝各地，包括西南民族地区，纷纷发动起义，一场浩荡的革命风暴滚滚而来。
　　龙鸣剑发完“水电报”，旋即赶回荣县。此时，吴玉章在广州起义失败后，也回到了荣县。吴玉章会同王天杰一起，率先在双古一带组织了一支1000余人的义军。王天杰也是荣县人，家中比较殷实，他动员父亲拿出家资，资助义军。荣县知县、衙署吏员闻讯，早已逃之夭夭。起义军迅速占领县城，并在县衙设立军政府机关，召集
　　全县各界会议，宣布荣县独立。
　　此时，川渝各地义军蜂拥而起，纷纷占领衙署，宣布独立，并围攻成都。清廷大为恐慌，速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并令岑春煊一起入川，以图镇压各地义军。湖北新军入川，武昌空虚，10月10日，武昌城头打响起义的枪声，然后迅速占领武汉三镇。武昌军政府随即成立，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改元中华民国。宣统三年，即公元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逊位。至此，存续了2132年的封建帝制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1911年底，龙鸣剑在率部支援成都途中病重，回荣县老家养病；后率部至宜宾县徐场，闻讯湖北新军即将攻入荣县，悲愤交加，翻身下床，大喝数声，吐血而亡，时年34岁。
　　王天杰在中华民国成立后，拿出家资遣散了手下5000义军。1913年，四川讨袁护国军成立，四川井研人熊克武任司令，荣县人但懋辛任参谋长，王天杰任川南招讨使总部大都统。王天杰率军转战川渝，后在重庆永川，遭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围困，眼见将全军覆没，他单人单骑驰入敌营，希望敌方资遣其部属，其责由他一人承担。王天杰即被关押，不久被秘密枪决于永川城下。王天杰死时25岁。
　　吴玉章后来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被尊为“延安五老”之一，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17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在那一场轰轰烈烈的时代大变革中，自贡地区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荣县人、同盟会会员但懋辛参加了广州起义，四川讨袁护国军在重庆成立时，任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贡井人谢奉琦，亦是同盟会早期成员，1907年回四川，准备在泸州宜宾等地发动起义，遭叛徒出卖被捕，1908年被杀害于宜宾，时年26岁。
　　贡井人雷铁崖，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之一，一生追随孙中山，鼓吹革命，声名卓著，46岁时病逝于家乡自贡。
　　在荣县军政府旧址背后的荣州广场，立有一座19.11米高的“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碑文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题写，纪念那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