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制片事业从萌芽到发展，从无声片到有声片，从《火烧红莲寺》一类神怪武打片，走向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的影片，如《大路》《十字街头》《夜半歌声》等。中国电影制片发源地在上海，有商办的“明星影片公司”“联华影片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等，虽是以商业牟利为目的，但培养了不少电影艺术人才，本文叙述的电影艺术家郑用之便是其中之一。

郑用之与抗战电影的兴起
　　郑用之（1902年—1983年）原名郑绍嵩，又名郑峻生、郑戎子，沿滩区黄市镇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
　　1931年，郑用之担任重庆《新蜀报》和《新民报》驻沪特派记者。这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创办了由他自己任主编的《新大陆报》，但不久因批评不抵抗政策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封。于是，郑用之又在上海创办《大陆晚报》和“大同新闻社”，并主持社务工作，同时继续给《新蜀报》和《新民报》等发电讯稿。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作为记者，郑用之当时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并出版了《淞沪抗战画刊》。不久，他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政工处任职，当时行营政工处下设电影股，由他出任股长。
　　1933年9月1日，由他担任股长的南昌行营政训处电影股正式成立，下设剧务、技术和秘书3个组。电影股拍摄了一些配合当局政治需要的教育片与军事新闻片。
　　1935年，电影股迁到湖北汉口，规模有所扩大，改名武汉行营汉口摄影场，仍由郑用之负责。该场所拍影片已由无声电影进入到有声电影阶段。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抗战电影也随之兴起。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旗帜下，湖北汉口摄影场扩大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郑用之任厂长，罗静予为副厂长，直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周恩来副部长和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关心和支持下，一批从上海撤退到武汉的爱国进步电影工作者，参加了“中制”，大大充实了电影制片厂的技术力量。抗战军兴，全国军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中制”组成若干摄影队，奔赴前线，不畏艰险，冒着战火，拍摄了不少抗日战争纪录片，在抗战大后方以及港澳等地放映，受到民众极大欢迎。
　　特别是《抗战特辑》在新加坡、缅甸、越南、菲律宾等国家放映，极大地鼓舞了华侨热爱祖国的激情，他们观看影片后慷慨解囊，支援抗战。影片还通过中苏文协和美国影片发行公司，运到各国广泛放映。《抗战特辑》共五集，第一集4本，第二、三集各5本，第四集6本，第五集11本。除大量记录反映国民党军队开赴华北、华东、华中正面战场，转战前线，抵御日军的进攻外，还在第一集的《娘子关战役》《保卫大武汉》中，以实景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在敌后有力地牵制和抗击日寇侵略的情况。在第二集中，记录了1937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八路军誓师出发，开赴前线，东渡黄河后，伏击日军坂垣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于晋东北平型关要隘，截断日军主要运输干线，歼灭猖狂一时的日本侵略者1000多人。
　　1938年1月29日，郑用之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为达到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决定组织电影放映网。任三厅六处电影科长的郑用之利用“中制”阵地，开办电影放映人员训练班，郭沫若和郑用之任正副班主任，罗静予、郑伯璋任技术教官，招收了60多名爱国青年进行学习。学员毕业后，成立了放映队，郭沫若和郑用之兼任正副队长，兴起了抗战电影宣传活动。

重庆“中制”的抗战电影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1938年9月，“中制”和“中电”（中央电影摄影场）也迁来重庆。
　　“中制”选定重庆中一路金刚塔下纯阳洞建厂，这里较武汉时期不仅厂址具有一定规模，行政建制也进一步扩展。厂长郑用之下设秘书室，主任秘书一职由厂长聘请善于行政管理的金擎宇担任。秘书室下设业务课（课长邵映茜、彭受白）、剧务课（课长孟君谋、刘桐生）、技术课（课长官质斌、郑伯璋）、总务课（课长吕宾阳）。直属厂长室的有宣传组（组长何酩生）、美工组（组长洪流）。还有由郑君里主持的新闻纪录影片部，由袁丛美主持的军事影片部，由万古蟾、万簌鸣兄弟主持的卡通影片室（即动画片室）。为了拍卡通片，当时还培养了一批有点文化的哑巴青少年，埋头摄制卡通片。与副厂长同级的设了一个摄影场场务主任，由影剧圈资历较深的王瑞麟担任。
　　“中制”的编导、演员阵容日益强大，名家荟萃，群星聚集。除了原在武汉时期的剧作家阳翰笙、田汉外，编导有沈西荃、洪深、马彦祥、应云卫、司徒慧敏、宋之的、陈白尘、孙师毅、葛一虹、王为一、史东山、陈鲤庭、孙瑜、石凌鹤、杨村彬、蔡楚生、章泯、于伶、苏帖、陈锉；音乐、舞蹈和美术专家有盛家伦、吴晓邦、戴爱莲、叶浅予、丁聪、胡然、贺绿汀、沙梅、光未然、安娥；演员有黎莉莉、白杨、舒绣文、高占非、凤子、魏鹤龄、陈天国、张瑞芳、李景波、秦怡、吴茵、陈波儿、江村、项堑、耿震、寇嘉弼、陶金、罗军、章曼萍、孙坚白（石羽）、周峰、钱千里、朱铭仙、周伯勋、凌箱如、郑抱英、金淑芝、虞静子、郭寿华（阳华）、韩涛、田深、王班、王任、王豪；还有著名摄影、化装、布置等工作者辛汉文、姚宗文、姚亚影、钱筱章、章超群、井森、韩仲良、吴蔚芸、钱江；著名魔术家阮振南、傅润华等。因此，“中制”这段时期盛况空前，制作出了不少好电影。譬如由舒绣文、刘犁、王汪等主演的《好丈夫》，由舒绣文、田深、田烈等主演的《保家乡》。这两部故事片都通俗易懂、情节简单，都是宣传保家卫国，为抗战征兵服务，动员好男儿去当兵的故事。又如由蔡楚生编导、李景波等主演的《孤岛天堂》，描写上海被日寇占领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与敌人斗争的故事。此片在艺术、制作、编导、演技方面，都获得很大成就。在国内上映时，上座率打破了国产片纪录，使“中制”声名远播。
　　“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阳翰笙与郑用之商量，派罗静予、吴蔚心等人到香港建立分厂——大地影业公司。香港物资条件好，拍片较容易，如上述《孤岛天堂》，即全部在港拍摄。之后，又拍摄了《白云故乡》，反映海外华侨青年投奔祖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故事，由司徒慧敏编导，大部分在香港制作，少部分在重庆拍摄。此片在香港和重庆同时首映，向海外大量发行，对动员华侨青年报效祖国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其主题歌在当时也非常流行，此歌由施谊作词、沙梅作曲。
　　《塞上风云》在拍摄之初，“中制”大力宣传，不惜巨金，派出一支庞大的外景摄制队伍，前往榆林以北沙漠地带实地拍摄。此片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执导，黎莉莉、舒绣文、陈天国、周峰、吴茵、徐风、王豪等参加演出。该片描述汉蒙两族人民团结抗日的故事，在重庆各地上映，倍受欢迎。
　　《火的洗礼》由孙瑜编导，他从“中电”挑来魏鹤龄饰演一个善良、憨厚的兵工厂工人，又提拔新人张瑞芳为女主角，饰日本女间谍，这是张瑞芳所拍的第一部电影。此片主要提醒人们谨防日本间谍搞破坏活动。
　　《日本间谍》是阳翰笙根据意大利人范思伯《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一书改编。在拍摄时，蒋介石派他儿子蒋纬国到“中制”审查，删除了少部分镜头。此片由袁丛美执导，罗军、田深、周伯勋、虞静子等主演。
　　《东亚之光》是一部描写日本军队内部反战的故事片，以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负责人鹿地亘为顾问，参加演出者除了“中制”演员朱嘉蒂、郑抱英、杨薇、顾梦鸥外，还在重庆巴南区南泉“战俘营”挑选了十多个日军战俘来协助演出。这些战俘多数是被迫绑上日本侵略军战车的，此片拍摄时间较长，战俘在“中制”拍摄期间完全自由。其中有一个叫高桥的人，矮小瘦弱，戴一副眼镜，他自我介绍说本是商人，根本不愿打仗，现在当了俘虏，回到日本也活不了，希望战后中国政府能送他去新加坡。此片由何非光执导，何日语很好，常给战俘讲解影片内容，帮助战俘演好自己的角色。
　　《湘北大捷》是一部故事性军事纪录片，由田汉编剧，史东山执导。在拍摄战区司令部内景时，还把陈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该战区司令长官）请来充当临时演员，拍了几个他电话指挥作战的镜头。
　　“中制”人才济济，换句话说是藏龙卧虎，但拍电影所用的胶片国内不能自制，香港被日寇占领后，重庆原存胶片用完，不能拍电影了。郑用之转变方向，把原属军委会政治部的“怒潮剧团”接过来，改为“中国万岁剧团”（简称“中万”），又组织了“中国合唱团”，由贺绿汀、夏之时等主持。“中国魔术团”由黄埔军校学生阮振南（越南人）任团长、魔术家傅润华为团员。
　　郑用之拍了十多部片子，不是赚钱而是大蚀本。他曾在重庆招待新闻界人士时，指责重庆影院提成太高，把艺术家的血汗都剥削尽了。他发表这些言论是为了获得当局支持，掌握一家电影院，修建一家小型剧场。郑用之在各报刊登了他的发言后，就向“财神爷”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伸手，结果如愿以偿，当了“唯一电影院”（即现在的劳动电影院）大股东，派周伯勋到此院当经理。郑用之又在纯阳洞修建一座小型剧场，由“国府主席”林森题名为“抗建堂”（新中国成立后曾改名为红旗剧场，现恢复原名），派史东山夫人华姐妮当经理。
　　抗战中期，物资极为匮乏，拍电影没有胶片，出版又缺乏纸张，于是，抗敌救亡活动较多地表现在话剧事业上。“中制”还以“中万剧团”名义在重庆上演了不少话剧。如《国贼汪精卫》，这虽然是一出政治性很强的戏，由于处理适当，仍然吸引观众，剧中惊心动魄的场面扣人心弦。此剧由马彦祥编导（并接替生病的洪虹，饰演陶希圣一角），主要演员有王班饰汪精卫、吴茵饰陈璧君、孙坚白饰周佛海、陈天国饰高宗武、韩涛饰褚民谊、黄田饰林柏生、戴浩饰丁默村，其他如陶金、舒绣文、章曼萍、张瑞芳都充当次要角色。这出戏是1941年4月“抗建堂”揭幕的第一出戏。
　　此外，还有《国家至上》，由老舍、宋之的编剧，马彦祥执导，描写汉回两民族团结抗日；《雾重庆》，宋之的编剧，应云卫导演；《棠棣之花》，郭沫若名著，凌鹤导演；《虎符》，郭沫若编剧，王瑞麟执导；《蜕变》，曹禺编剧，史东山导演；以及《夜上海》《重庆屋檐下》《残雾》《江南之春》《秋收》《青春不再》《走》等等剧目。
　　在郑用之以“中制”厂长兼任“中万”团长时（副团长王瑞麟实际负责），“中万”在重庆“雾季公演”中是占有主要地位的。当时被人们称道的话剧和电影“四大名旦”，都是“中制”演员，甚至可以说是“中制”培养和提拔的艺术人才。如白杨原为“中电”首席演员，与“中制”首席演员黎莉莉均为上海红星。白杨转入“中制”后，其地位和待遇与黎莉莉不分上下，成为“双头牌”。白杨不仅在银幕上是个佼佼者，在舞台上也以其细腻的演技深刻地表现出所饰角色内在的感情，这是她的独到之处。如她演的《日出》中的白露，《雷雨》中的四凤均为观众拍手称赞。居“四大名旦”第二位的舒绣文本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明星，在电影中她是一个“多角演员”，演啥像啥，在话剧中她又是出色的“性格演员”。她在《清宫外史》（杨村彬编剧）中饰慈禧，把一个泼辣、骄纵、阴狠的“女皇”形象，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演得形象逼真。尤其是她嗓音清脆，在舞台上有压倒群芳之势。被称为“名旦”第三位的是张瑞芳。她出身剧校，在故事片《火的洗礼》中第一次当上主角。以话剧表演艺术为基础的张瑞芳，经过银幕艺术的锻炼，更提高了舞台技艺。她忠实戏中人物，表演一丝不苟。如在《屈原》中饰婵娟，娓娓动人，“赢得万千儿女泪”，演技并非一日之功。居“名旦”第四位的秦怡，原系“中制”见习演员，逐渐从“活道具”上升为配角。当时她很年轻，一心想演戏，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剧务施超等人的物色鼓动下，糊里糊涂地担任了《野玫瑰》里的主角，凭演技一举成名，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演员之一。

国民党当局扼杀抗战电影
　　1941年4月，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皖南事变”。在重庆，国民党当局下令撤销以郭沫若为主委、阳翰笙为副主委兼秘书长的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同时指示“中制”厂长郑用之对该厂一批进步文艺人士采取相应措施。郑用之对此采取消极应付态度，当局因而以郑用之贪污、挪用公款为罪名将其撤职。郑用之大为不满，制造了一出嘲讽性的小小闹剧。按照“中制”是军事机关所属，对犯纪的人要关在“禁闭室”反省的规定，郑用之就来了一出自己下令将自己“禁闭”，并请政治部派人前来检查账目的表演。因康泽、贺衷寒、戴笠是郑用之的黄埔同学，又是复兴社撤销以后的实力人物，他们急忙来到郑用之的公馆劝说，最后谈妥以派其赴美考察电影为理由，体面下台，这样郑用之才办理离厂手续。
　　新任厂长是某战区政治部主任吴树勋。1942年6月，吴树勋到任后就换了一批新的警卫人员，岗哨森严，出走的演职员更多，昔日热热闹闹的“中制”厂址，变得冷冷清清。
　　吴树勋根本不懂电影艺术，他只在战区领导过以演话剧为主要任务的政工大队。他聘了一个叫陈拴的教授，写了《野玫瑰》《兰蝴蝶》《金指环》3个剧本，为国民党涂脂抹粉，在重庆上演时曾受到舆论谴责。吴树勋竟认为越是被谴责的戏，越有观众，没有人肯任导演，他就自己出马执导。当时有影剧圈人士说：“吴厂长编剧靠陈拴，拍电影赖何非光，演员则捧刘琦……”尽管吴树勋使了全身解数，但他主持“中制”毫无作为，计划搞的影片也拍不出来，拖至1944年1月只得辞职，由蔡劲军继任。
　　郑用之被罢官以后，以政治部少将部附名义在家休养，吴树勋辞职后，他也不可能卷土重来。“中制”在迎新送旧之后，又欢送郑用之赴美考察，同行的有电影技术专家郑伯璋、摄影师王士珍，还有新厂长推荐的总务科和管理科两位科长，是前往学警务的。
　　1944年2月，第三任厂长蔡劲军就职。蔡曾任上海市警察局长，上海沦陷后，疏散至重庆享清闲。他原在“中华警察研究学会”担任第一常务理事。这样一来，“中制”从“军管”又进入“警管”时代了。
　　在8年全面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影剧从业人员生活十分贫困，不少人由于贫病交加，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如江村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影剧演员，还是青年诗人；施超、洪虹都是有才华的优秀青年演员；著名编导沈西、贺孟斧及沈硕甫（中华剧艺社经理），均在风华正茂的有为之年，不幸与世长辞。病因有的是肺结核，有的是疟疾，但并非不治之症。如当时已有治疟疾特效药“奎宁”，因系进口，售价昂贵，许多人无钱购买而不治身亡。又如“中制”厂的字幕权威吴六言，因收入养不活全家，愤而跳岩自杀，幸抢救及时，未酿成命案。还有一个当过多次主角的女演员，为了挣钱不惜当了舞女。这些都是国民党当局迫害抗战电影的事实，也是戏剧史上辛酸的一幕。
　　总之，在抗日烽火中，中国的电影事业在国共合作旗帜下，从“十里洋场”上海的片商竞争以娱乐为主，跨入了主要为民族独立的抗日战争服务的阶段。然而，“中制”老厂长郑用之被削职下台，从业人员相继撤离，使前进中的抗战电影事业被扼杀在反共高潮中。
　　郑用之在政治上虽然谈不上开明、进步，但是他有发展抗战电影事业的热心和雄心，通过与一些进步的和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通力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然而，他从美国考察回国后，于1949年返回重庆，处理了他的财产后，又寄希望于“美援”，以为这样也许能支持他开办“电影胶片制造业”，因此他即赴香港，转道台北。可是在台几十年中受到国民党的扼制，故而牢骚满腹，无所成就。后不幸遇上车祸，夙愿未酬，客死他乡。